《港珠澳大桥》:能踏浪伶仃,能否收获票房?
纪录电影《港珠澳大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珠澳大桥管理局、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广播电视台、珠海广播电视台、珠海文广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被列入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纪录中国”国际传播工程项目。影片以港珠澳大桥最后一节沉管E30沉放安装过程为叙述主线,全面回顾了港珠澳大桥自2009年开工建设以来,中国桥梁建设者们勇于攻克难关、不断挑战极限,用智慧和汗水在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确立“中国标准”的感人故事和典型细节。
节奏、悬念营造故事化叙事
《港珠澳大桥》由同名电视纪录片改编,电视片分上、下两集,每集50分钟。相较于具有一定伴随性的电视媒介,电影媒介更具强制性和沉浸感,电影对纪录片的叙事紧凑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从电视到电影的跨媒介改编过程中,《港珠澳大桥》在悬念的设置和节奏的把控上进行了调整。影片以台风“天鸽”来袭作为开篇,通过一系列新闻资料的快节奏剪接,呈现出强台风与大桥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提升影片的故事性。2017年8月,台风“天鸽”、“帕卡”相继登陆广东沿海,肆虐的台风裹挟着巨浪不断拍击着海岸,南部沿海多地遭受重创,台风不断挑战着港珠澳大桥的抗灾能力。雨过天晴,港珠澳大桥坚实地屹立在广阔地伶仃洋之上,大桥的安全性不证自明。
随后,影片抛出了全篇的核心故事:沉管E30的沉放安装过程。E30是珠澳大桥的最后一节沉管,相对于其他沉管,E30的约束条件最多。影片在E30安装当天的叙事中,穿插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过程和中国桥梁史,最终以E30的顺利安装作为结尾,主要悬念点的设置有利于影片叙事的紧凑性与完整性。
2015年,在安装E15节沉管时,基槽突发泥沙回淤,总工程师林鸣团队遭遇了两次严峻的失利。屏幕上,林鸣用手掌托着面颊,一言不发,很多工程师也忍不住流泪。经过3次努力,E15节沉管安装成功,那一刻,控制室里没有掌声与欢呼,所有人都静默无言。这一处留白的情节处理,使影片叙事富有节奏感,也给观众带来了更多的思考空间。
桥与人的故事
纪录片讲故事本质还是讲关于“人”故事,《港珠澳大桥》选取了几个点,将大桥的建设者与大桥联系在一起,通过个体生命体验的书写引发观众共鸣:大桥岛隧工程的一名普通员工,他将自己的婚礼选在大桥上举行;大桥建成后,总工程师林鸣完成了一次自己梦寐以求的马拉松;此外影片里有一组大桥建设者的照片,拍摄者是工程师王超英。王超英既是大桥建设的参与者,也是一位资深摄影发烧友。多年来,他拍摄了大量反映大桥建设的摄影作品。
片中,王超英指着电脑屏幕说:“这一组,我管他们叫‘燕子夫妻’,老婆跟着老公学电焊,老公后来变成徒弟了,燕子变成师傅了,这一个梁段整个就是他们两个在这焊接,而且燕子焊完的活免检查,一次性合格,一次性过。还有总是带着微笑的工人,其实他这种微笑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笑容摆拍摆不出来,能够参与港珠澳大桥建设这些人,他们那种自豪感就是发自内心,包括我也一样”。在时间的弥合下,大桥和一批建设者的命运连为一体,港珠澳大桥不仅是一项国家工程,也是大桥建设者们年复一年的生命轨迹。
篇幅与内容体量存在偏差
《港珠澳大桥》片中涉及了大桥沉管安装、大桥钢材料的制作、白海豚保护、海底隧道防火等问题,展现了大桥与建设者之间的关系,还引入了电视版没有的多处文献片段作为副线,讲述了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上海杨浦大桥等我国近现代著名桥梁的建造史,还通过红旗渠、郭亮洞等有代表性的建筑工程,回顾了我国工程建筑史上的成就。然而影片片长仅为70分钟,在如此篇幅内论述多个问题使影片剪辑略显凌乱,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够清晰。
剪辑问题的背后,反映出影片跳脱出电视思维进行电影化叙事的跨媒介意识、和院线纪录片的市场受众意识上还存在一定的缺失。
院线市场表现分析
去年上映的同类型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上映一周内全国票房突破2亿元,最终以4.8亿的票房刷新了中国纪录电影的票房纪录,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港珠澳大桥》上映6天以来,票房仅为126万元,似乎难以延续前者的票房神话。
对比两部影片的宣发路径,从时间节点上看,《厉害了,我的国》在2018年两会期间前夕上映,《港珠澳大桥》在2019年劳动节假期上映,都是具有可以营造话题点的时期。《厉害了,我的国》受到主流媒体和众多明星名人的大力推荐,不少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都组织员工进行集体观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票房的走向。《港珠澳大桥》上映之前,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单元进行展映,在中国传媒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高校组织了校园路演,还组织视障观众通过心目影院专场电影通过听讲解的方式观看影片。
图为心目影院(保利天安门店)观影的视障观众
上述前期活动一定程度引发了社会对影片的关注,却没有将话题量转化为票房。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厉害了,我的国》的票房奇迹具有不可复制性,我国的纪录电影还是一个市场体量较小、发展不够完善的产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反映国家政治传播、国际传播功能性诉求的纪录片如何在政策扶持、舆论助推的环境下走出一条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又占据主流市场的成功路径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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